醒脾升陷汤这张方子，出自近代名医张锡纯之手，是他在长期临床中反复体会、总结出来的经验方。张锡纯认为，很多小便不禁、下坠感明显的问题，根子并不在膀胱，而在于脾气虚衰、清阳下陷。

脾气一旦虚到托不住，本来该往上升的气就会往下掉，身体的“提拉能力”减弱，该关的地方关不住，就容易出现小便控制不住、下腹坠胀、久坐久站不适等情况。醒脾升陷汤的核心目的，就是把中气扶起来，把下陷的气重新托住。

从用药结构来看，这张方子思路非常清楚。生黄耆和白术是主力，一个负责大补中气、向上托举，一个负责健脾、增强运化功能。张锡纯用黄耆，用量往往不小，看重的正是它“升”的力量。桑寄生、川续断、山萸肉这些药，看似在补肝肾，其实是在帮下焦“打地基”，让身体下盘有依托。龙骨、牡蛎是重镇收敛之品，用来“把门关好”，防止气往下滑。川萆薢负责固涩下焦，甘草调和诸药。整体配伍，补而不浮，升而不散，收而不滞，完全体现了张锡纯一贯的用方风格。

有不少人疑惑，黄耆明明是补肺脾的，张锡纯为什么反复强调它还能补肝气？

对此，张锡纯在书中专门作了解释。他引用“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”的观点，认为药物的作用，不只看归经，更要看气性。肝属木，喜温、喜升、喜条达，而黄耆性温、走上行之路，正好符合肝气的需求。所以在一些肝气虚弱、疏泄无力的情况下，单用传统补肝药反而效果不明显，重用黄耆，反而能迅速见效。

张锡纯还记录过一则非常典型的医案。

一位年轻妇人，长期觉得心中发冷，食欲差，坐着的时候明显感觉左半边身体往下坠，躺下睡觉时甚至不敢向左侧卧。前前后后服用了温补、理气的方子一年多，始终不见好转。张锡纯诊脉后发现，她左脉明显微弱无力，判断问题不在寒，而在肝气虚弱，失去支撑。于是改用生黄耆重剂，配柴胡、川芎稍作疏达，再加干姜温中。药刚服下不久，左侧下坠感就明显减轻，当晚便能安卧，继续服用数剂后，诸症全消。

通过这个医案，张锡纯明确提出一个观点：并不存在“肝虚无补法”这回事，只是很多时候没有用对方法。

肝气虚，并不一定非要靠滋腻补肝之品，有时反而需要借助黄耆这种能升、能托、能走气分的药物，把肝气带动起来。这种认识，在当时其实是非常有突破性的，也成为张锡纯学术思想中的重要一环。

再说桑寄生这味药，张锡纯对它的理解也和一般说法不同。传统多把桑寄生当作补肝肾、强筋骨的药，但张锡纯注意到，它的生长方式决定了它的特殊气化特点。桑寄生并不扎根于土，而是寄生在树上，善于吸收空中之气来滋养自身，因此它所偏重的，是“胸中大气”。也正因为这样，有些人肝肾并不虚，却长期服用补肝肾的药，反而出现胸闷、不舒的情况，那是因为胸中之气本来就不虚，自然不受补。

张锡纯还从桑寄生能用于痈肿溃后、生肌迟缓这一点，进一步说明它和黄耆在作用上的相通之处。痈肿初起，邪盛正未虚，用它效果不明显；但到了正气不足、修复乏力的阶段，用桑寄生反而很合适。这说明它偏于扶正、助生，而不是祛邪攻伐。放在醒脾升陷汤里，正是用它来配合黄耆，共同扶助中气和大气。

至于川萆薢，张锡纯更是反复提醒后学不要用错。后世很多医生一见淋证、小便不利就用萆薢，其实这是误会了它的本性。张锡纯指出，川萆薢的真正特长在于固涩下焦、治疗小便失禁，《名医别录》中早有明确记载。所谓“萆薢分清饮”，原本治疗的是下焦虚寒、气化不固导致的小便频数，并不是单纯的“利尿”。如果不分虚实寒热，盲目使用，反而可能把小便越治越不通。醒脾升陷汤正是准确抓住了川萆薢“固”的这一面，用得非常到位，也体现了张锡纯严谨、务实的临床思路。